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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典当业》

    众所周知,典当业植根于旧社会,浑身上下的污泥浊水自然是不少。然而,它以小额短期质押贷款为主,居然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和发展了上千年的时间,这不能不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社会现象。
    从中国来看,新中国建立不久,典当行在中国大陆便寿终正寝、荡然无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现,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典当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行业却悄然复活,得以新生。这就告诉我们,典当业的存在和发展的确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典当业的性质、特点、功能和作用,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典当业是当前和今后都应当给予支持和促进的一个行业。
    一、典当业的消亡
    1.旧典当的延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彻底结束。然而解放后,典当行并没有马上被铲除。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逐步兴起,这才使典当行的日子开始越来越不好过。1954年 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一次反高利贷座谈会,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借贷方面的斗争日益尖锐化,明确了在农村应以信用社的利率作为借贷利率的合法标准,从而对坐落在一般村镇的典当行构成了一种新的限制。
    2.短暂的典当空白
    1956年初,中国的私人典当业完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一些城市中,它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分支行领导下的专门办理小额质押贷款的独立经营机构--小额质押贷款处。至此,典当行才开始在中国大陆彻底绝迹。
    但此时的小贷处仍有典当行的影子,基本上沿用典当模式运作,故实际上是旧式典当业的一种转型或改造,尚属于旧式典当业向典当空白期的过渡形式。然而,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平衡,典当空白的出现亦有早晚。
    二、典当业的复出
    1.典当业复出概况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被定为剥削制度残渣余孽的典当在中国大陆消亡30余年之后,竟又奇迹般地死灰复燃了。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率先恢复了古老的典当业。这个头一带,好比提起一道泄洪的闸门,兴办典当行的大潮迅即随之而来,不久就遍及全国。其中浙江温州跟风最紧。
    1988年兴办典当的还有辽宁、山西、广东、福建、海南、吉林、贵州等省。
    2.典当业复出原因
    典当在中国绝迹30多年以后又梅开二度,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思想、社会乃至国际的原因。
    其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典当恢复的根本原因。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各方面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实际上,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兴办特区、发展私营工商业、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等一系列重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市场经济的步伐早已迈开。
    其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是典当恢复的前提条件。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典当行东山再起提供了良好机遇。但要抓住这一机遇,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依赖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行。
    其三,思想政治观念的转变是典当恢复的重要原因。典当行自5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走向坟墓以后,几十年来,人们对它的评价无一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给予严厉指责,而且各种偏见,根深蒂固,甚至直到90年代初期仍骂声未绝

    随着思想解放程度的提高,人们对典当开始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1988年版《辞源》说,典当行是经常以押物借钱的店铺。1990年出版的《物源百科辞书》指出:从历史的观点上看,典当只是一种经营方式。1992年版《中央银行知识辞典》也说:典当商行是经营小件动产抵押放款的信用机构。这里我们看到,对典当的解释已没有了政治色彩,而是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实践告诉我们,若要在中国大陆上从事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包括重新恢复典当业,必须有股闯劲,甘冒风险,不怕有点资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变。

    其四,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是典当恢复的社会基础。典当在中国源远流长,一直存在了千余年,已如前述。它反映了典当业不仅是商品经济领域里卓有成效的金融行业,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过程中对典当行这种民办金融机构的传统接受程度。

    其五,国外典当潮流的影响是典当恢复的动力之一。
    典当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金融行业,典当行作为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金融机构,干百年来沧桑多变、盛衰交替。然而,在中国典当业处于人为消亡的年代里,尽管国外典当业也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富裕程度提高、银行业务繁荣等因素趋于低潮,但却始终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十年来国外典当业又开始重新崛起,且渐有趋于兴旺之势。